從世界樂壇傳奇、被譽為「鋼琴女皇」的瑪莎．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之女，到國際音樂節的音樂總監、指揮與中提琴家，麗達．陳．阿格麗希（Lyda Chen Argerich）的人生，並沒有複製母親的成功，而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與不同音樂觀之間，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出生於瑞士，擁有阿根廷與中國兩種文化背景，她走過法律、中提琴、室內樂與指揮的道路，也成為串連國際音樂家合作的重要角色。1% Style這次的獨家專訪，麗達分享父母帶給她的影響、跨文化成長的養分，以及如何在鋼琴女皇的光芒之外，走出自己的音樂之路。
走進錄音室後，麗達開場就問：「有 Espresso 嗎？」現場新象的行銷經理問她要不要美式咖啡，她笑著搖頭，語氣裡帶著一點認真：「American coffee is not coffee。」
她坐定後，中英文交錯著回答問題。碰到熟悉的詞，她會直接用中文；一時找不到精準的表達，便轉回英文。談到父親與中國文化，她會突然說出「節奏」、「流動」、「書法」；談到音樂教育，又用中文說「感受」、「平衡」。這些詞彙不多，卻不是禮貌性的中文展示，而是她思考音樂時真正會使用的語言。
麗達出生於瑞士日內瓦，母親瑪莎．阿格麗希是1965年蕭邦國際鋼琴大賽首獎得主，此後以強烈的舞台能量、自由的節奏感與難以模仿的音樂直覺，成為橫跨20、21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鋼琴家之一。父親陳亮聲則是出生於中國、後來旅居歐洲的作曲家與指揮家，對中國書法、古典文化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有自己的理解。
麗達的名字，也像是她人生的起點。「Chen」來自父親陳亮聲，「Argerich」則來自母親瑪莎．阿格麗希。兩個姓氏並列，沒有刻意偏向任何一方，一邊連結父親始終珍視的中國文化，一邊承接母親走向世界舞台的音樂人生。
後來回頭看，這個名字幾乎也映照了她的人生。她沒有走向任何一方，而是在兩種文化、兩種教育，以及兩種截然不同的音樂觀之間，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條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
麗達長得很像母親。眉眼、笑容，甚至說話時忽然出現的直接與幽默，都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阿格麗希。然而，她的人生幾乎沒有沿著母親走過的路前進：她沒有成為鋼琴神童，也沒有依靠國際大賽、獨奏巡演與個人專輯建立明星身分。
她早年在日內瓦音樂學院跟隨土耳其小提琴家Ayla Erduran學習，後來前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師事林耀基；回到瑞士後，她進入日內瓦大學攻讀法律並取得法律執照，成年之後才轉向中提琴。但若因此把她理解成「很晚才回到音樂的阿格麗希女兒」，同樣低估了她在國際音樂圈的位置。
多年來，麗達持續參與韋爾比耶、薩爾茲堡、盧加諾阿格麗希音樂節等重要平台，並與伊夫利．吉特里斯、米沙．麥斯基、馬克西姆．凡格羅夫、蓋布莉葉拉．蒙泰羅等音樂家合作：她參與的多部室內樂錄音亦由EMI發行，近年她又將角色延伸至指揮、教育與音樂策劃，創辦ARCH音樂學院，在中國、歐洲與拉丁美洲推動音樂教育計畫。
她未必是一位以獨奏明星姿態被大眾辨認的中提琴家，卻長期身處國際頂級室內樂與音樂節網絡之中。她的代表性不只在於登上過哪些舞台，更在於她能持續與一流音樂家合作，進入排練、演奏與節目策劃的核心。
室內樂很難只靠姓氏生存。音樂家必須真正聽得見別人，也必須讓別人願意再次與自己合作。麗達的國際位置，正是如此建立起來的。
這是麗達第一次來到台灣。訪談開始前，我問她想在台北看什麼。她幾乎沒有猶豫：「故宮。」父親曾告訴她，許多重要的中華文化珍藏來到台灣，她一直希望能親眼看看；她也想逛傳統市場，只可惜前一天抵達時恰逢休息日：「去一個不熟悉的國家，總會想感受真正的生活。」相較於經過完整設計的餐廳，她更好奇街上的人如何吃飯、如何生活。
台北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多種文化同時存在。她感覺到日本留下的氣質，也察覺到與中國文化相連的部分；濕熱的氣候與生活節奏，又讓她聯想到泰國與東南亞。形容台灣，她用英文說了一長段後，停下來，以中文補了一句：「很自在。」她笑說自己在台北有種回到家的感覺。這句話恰好映照她自己的生命背景。
潛移默化的跨文化體驗
麗達的跨文化經驗，其實發生在家庭內部，存在於父母幾乎相反的性格、文化記憶與藝術判斷之中。母親瑪莎離開阿根廷後很快適應歐洲的音樂與生活環境，甚至沒有在家中使用西班牙語；父親陳亮聲離開中國後，卻始終深深懷念中國，保留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尊敬：「我的父母來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與性格。」她笑說，兩人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不同看法，而瑞士相對中立而穩定的環境，反而讓她有空間在兩種強烈的人格與文化之間，慢慢辨認自己。
瑪莎與陳亮聲對女兒的影響，也沒有朝相同方向發展。
麗達發現自己與母親擁有相近的音樂直覺，尤其在兩人一起聽演奏時：「我的音樂直覺很接近母親，我們聽音樂時常會有相同反應。」
父親則更重視結構、平衡，以及獨奏與樂團是否真正融合：「我們常聽同一段音樂，卻沒有總是聽見同一件事。」然而，當她向父親請教如何演奏一首由巴赫大提琴組曲改編的作品時，這位習慣分析結構的指揮家，最後只對她說：「這麼美的音樂，把它的美呈現出來就好。」
父親也常把指揮與書法放在一起理解。在陳亮聲的觀念裡，指揮手勢與書法線條相通：動作如何開始，力量如何推進，何時停頓，何時留白，都與呼吸和方向有關：「對父親來說，指揮就像書法，裡面有節奏、流動與停頓。」這套理解後來成為麗達站上指揮台時的重要基礎。
她也坦白，自己偶爾會在總譜中迷失，但指揮不能讓樂團跟著失去方向：「必須先保持清楚與可信，再重新找到位置。」
外界很容易想像，出生在阿格麗希的家庭，孩子理所當然會從小接受嚴格訓練，但事實幾乎相反。瑪莎很小便開始密集練琴，也極早進入職業音樂世界。她知道成為神童與職業音樂家需要付出什麼，因此不希望女兒重複自己的童年：「我母親其實很努力阻止孩子們學音樂，她只希望我們能過普通的生活。」
父親也不鼓勵麗達學鋼琴，理由更直接：「妳不可能彈得像妳母親那麼好。」他希望麗達避開比較，也沒有期待她成為獨奏明星：「他只希望我能在弦樂四重奏裡，把第二小提琴拉好。」在陳亮聲看來，位於中間聲部，理解平衡、支撐與聆聽，就是理解音樂最完整的方法之一。
麗達後來愈來愈相信，自己今天對音樂的判斷，其實正是從室內樂中形成：「我所知道、所感受到的音樂，都來自室內樂裡的聆聽，以及尋找平衡。」她用「late bloomer」形容自己。父母在各自的藝術世界中如此突出，使她和姊妹花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又真正想做什麼：「我一直活在他們的影子下。也許那同時是一種保護，但更多時候，仍是一道陰影。」麗達沒有急著反抗，也沒有迅速建立一個足以對抗母親的身分。她先到北京，希望理解父親的文化根源；回到日內瓦後，又選擇法律。
法律給她結構，中提琴讓她找到位置
麗達選擇法律的理由很實際：「法律幾乎可以運用在所有事情上。」多年後，她更清楚法律如何進入自己的音樂工作：整理複雜資訊、直接抓住重點，也不把力氣浪費在無關處（談到這裡，她又用中文補了幾個詞：「邏輯。重點。不要浪費……energy。」）。這條看似離開音樂的道路，最後反而成為她理解音樂的一部分。
麗達並沒有沿著母親的鋼琴道路前進，而是在中提琴、室內樂、指揮與音樂總監等不同角色之間，逐步建立屬於自己的音樂語言。（圖/新象・環境・藝之美提供）
分享本圖至於中提琴，又是另一個故事。28歲生日那年，父親決定送她一把樂器，讓她到義大利親自挑選，當時的麗達對中提琴瞭解不多：「我只是喜歡中提琴的聲音，所以把它帶回家，再慢慢把所有事情學起來。」但麗達更重要的觀點養成，則來自室內樂。
室內樂要求演奏者隨時判斷何時前進、何時讓出空間，也要知道此刻誰的聲音最重要。麗達在國際音樂圈的代表性，正建立於這種讓合作成立的能力，而後來走向指揮、音樂總監與教育，也從此開始，只是從一個聲部的演奏者，逐漸成為安排整體關係的人：「我一直對演出之前，以及一場演出周圍發生的事情很有興趣；能夠選擇曲目、指揮作品，再親自參與演奏，會讓我對一場音樂會有最完整的理解。」
她不把音樂總監、指揮與演奏者視為彼此衝突的三種身分：「一個角色會幫助另一個角色。」她也不喜歡把指揮理解成單向命令：「我想和樂團一起做音樂，就像大家在演奏室內樂。」當然，這並不代表她沒有立場，而是她希望建立一種有方向、也保有交流的領導方式。
2026年11月，「阿格麗希音樂節在台灣」將在高雄、台北與屏東登場。麗達同時擔任音樂總監、指揮與中提琴家，母親瑪莎與兒子大衛．陳．斯維爾德洛夫也將參與演出，其中最具象徵性的安排，是瑪莎與外孫共同演奏雙鋼琴，而麗達站上指揮台：「演出還沒有發生，我真的不知道最後會出現什麼。」
她說，母親與大衛已經透過鋼琴建立了一種關係：大衛知道如何在鋼琴上創造聲音，而瑪莎已經在他身上辨認出這種能力：「我的兒子與母親已經建立了關係，那不只是音樂上的關係，而是真正透過鋼琴形成的連結。」大衛面對外祖母會緊張，也會想證明自己；瑪莎的演奏則充滿現場即時變化：「我的指揮工作，其實是讓樂團準備好面對他們可能帶來的所有驚喜。」
麗達首度來台，將以音樂總監、指揮與中提琴家的身分登台，並與母親瑪莎．阿格麗希及兒子大衛．陳．斯維爾德洛夫共同演出。（圖/新象・環境・藝之美提供）
分享本圖作為女兒與母親，她是否會擔心？麗達的回答很直接：「When I conduct her, she is not my mom。」當她指揮母親時，瑪莎並不是媽媽：「音樂停止、我們重新開始說話之後，她才又成為媽媽。」
面對下一代，形式可以改變，投入不能減少
麗達對年輕音樂家的態度並不保守。她接受Instagram、流行文化與新的溝通方式，也認為古典音樂若要繼續存在，年輕世代必須找到能與同齡人對話的方法：「如果希望古典音樂繼續活著，年輕人會告訴我們該往哪裡走。」她支持古典音樂與流行歌手合作，也期待音樂家與舞者、畫家、作家、哲學家之間出現更多交流。
但她也畫出一條清楚界線：「當真正開始演奏音樂，就必須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交出去。」她擔心部分年輕音樂家太早相信自己已經掌握莫札特或柴可夫斯基，低估作品需要投入的時間與深度。「音樂家的生活不只有派對與香檳，還有工作、挫折、反覆練習，以及不斷超越原本能力的過程。」
投入足夠深，演奏者才有可能在作品裡遇見連自己都沒有預料到的東西。表達方式可以改變，媒介可以更新，古典音樂也能進入新的合作關係；面對作品時的誠實與投入，仍不能被省略。
母親給她音樂的直覺與生命力，父親留下結構、中國文化與線條感；法律讓她學會整理複雜世界，中提琴與室內樂則教會她聆聽。
她確實長得像瑪莎・阿格麗希，走的卻是另一條路。瑪莎以無可取代的演奏站在舞台中央，麗達則花了更長的時間，成為那個讓不同聲音、不同世代與整個舞台共同精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