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北部城鎮韌性演習首度納入行動網路降速。當飛彈襲擊、斷電與通訊受阻同時發生，救援系統如何繼續運作？這一次，1% Style帶你從以色列紅大衛盾會MDA的第一到場者指揮、摩托車救援、血液備援與科技派遣，看一座城市如何在混亂中搶下救命時間。
8月13日下午2時30分，臺北與北部七縣市將響起防空警報。這場為時30分鐘的「2026城鎮韌性（防空）演習」，除了疏散避難、交通管制與災害救援，首度納入大規模行動網路降速，模擬戰時通訊受阻的情境（延伸閱讀：城市學》城鎮韌性演習只是斷網體驗？從萬安演習走向城市韌性，一座城市真正該演練的是什麼？）。
演習期間，語音通話、簡訊及文字傳輸仍可維持，影音串流、視訊通話、行動支付與雲端同步則可能變慢。政府希望藉此檢驗有限頻寬下的通訊備援，以及醫療、交通、110與119等公共服務能否持續運作。
然而，當一座城市真正面對攻擊，失去的往往不只網速。電力中斷、道路遭瓦礫阻塞、電梯停止運轉、醫院同時湧入傷患，報案資訊破碎，救護車也未必能循原定路線抵達。每一套平時運作流暢的系統，都可能在幾分鐘內受到壓力。
城市要如何重新建立秩序？
在以色列紅大衛盾會Magen David Adom（MDA）服務逾30年、現任災害管理協調官與國際專案經理 Chaim Rafalowski 長期參與大量傷患應變程序、指揮管制系統與國際災害合作。2025年訪台受訪時，他提出了一個更接近城市治理的問題：當命令來不及抵達，第一線的人能否立即開始行動？
2025年6月，以色列與伊朗爆發為期12天的衝突。飛彈不只落在軍事設施周邊，也進入人口密集的住宅區與城市基礎設施；6月19日，一枚伊朗飛彈擊中以色列南部貝爾謝巴（Be’er Sheva）的Soroka Medical Center。這座醫院長期承擔以色列南部地區的主要醫療需求，飛彈造成建築與設施嚴重損壞。由於院方事前已將部分病患移往地下及受保護區域，遭直接命中的舊外科大樓也已提前疏散，大幅降低人員傷亡。
這個案例揭示了當代城市災害的複雜性。醫院原本是接收傷者的終點，卻也可能同時成為受災現場，救援系統必須一邊處理住宅區與街道上的傷患，一邊承受醫療設施本身受損、病房撤離及急診容量縮減的壓力。
Rafalowski 回憶，飛彈襲擊帶來的困難往往超出第一眼看見的爆炸範圍。消防人員為防止火災蔓延而切斷電力，高樓電梯隨之停止，原本準備撤離的居民受困在堆滿碎片的樓梯與走道；爆炸衝擊波及玻璃碎片還可能在距離撞擊點相當遠的位置造成人員受傷。
在MDA服務逾30年的災害管理協調官Chaim Rafalowski長期參與大量傷患應變程序與指揮管制系統規劃。他認為危機中無法等待資訊完全到齊，第一線必須依照既定程序及時決策。（圖／以色列MDA提供）
分享本圖深夜襲擊更加劇檢傷難度。光線不足、建物受損、居民從避難空間湧出，報案人不一定能準確說明位置與傷勢，此時城市面對的已不是一個清楚劃定的事故現場，而是大量互相牽動、同時等待處理的節點。災害管理的任務，也從「把救護車派到現場」轉變為重新組織一座暫時失去正常秩序的城市。
第一個抵達現場的人，不能只等待命令
MDA大量傷患應變制度中，一項重要原則是：第一個抵達現場的合格救護人員，立即負起初步指揮責任。這個人可能是資深救護員，也可能是剛取得資格不久的年輕緊急救護技術員，但現場不會為了等待更高階主管抵達而暫停，第一到場者必須依照口袋檢核表確認危險、回報事件規模、建立初步檢傷區域、提出增援需求，再隨後續人員抵達逐步移交或擴大指揮。
「每一秒都攸關性命，我們不允許所有人站在原地等命令。」Rafalowski 說，制度必須事前界定了第一到場者的權限、任務與移交方式，現場自主判斷並不等於各做各的；第一線之所以能夠快速決定，是因為組織已透過訓練、演習與檢核程序，讓每個人理解共同目標。
這也是城市韌性經常被忽略的一環。當網路、電話與即時定位仍正常運作，現場人員可以等待派遣中心提供資訊；一旦通訊容量下降、訊息延遲或上級無法即時回應，救援速度便取決於第一線是否已被授權。
有設備，卻沒有決策權；收到警報，卻不知道下一步。每個人都等待更完整的資訊，城市就會在等待中失去最寶貴的時間。所以，你可以說臺灣此次行動網路降速演練，不能只是在測試手機能不能連線，更值得在意的，是當資訊傳遞速度下降，原本依賴即時指揮的醫院、消防、交通、社區與民防人員，能否依照已知任務繼續運作？
一輛救護車救不了一座城市
MDA在以色列具有特殊位置。依法律定位，它負責全國到院前緊急醫療與血液服務，平時進行急救教育、救護派遣及捐血作業，戰時也支援整體醫療救援體系。
根據MDA公布的2025年資料，組織約有3萬9,200名員工與志工；101緊急派遣中心全年接獲超過428萬通電話，平均約每7.3秒就有一通求救電話；救援車隊包含救護車、加護救護車、緊急摩托車及其他特殊車輛，全年出勤超過138萬次。這些數字，顯示一座城市的緊急醫療能力，其實是一張事前組織完成的救援網絡。
MDA透過救護車、救護摩托車與第一線救護人員組成快速反應網絡，在道路壅塞或大型事故發生時，先行抵達現場檢傷並提供緊急醫療處置。（圖／以色列MDA提供）
分享本圖當求救電話進入派遣中心，系統可以同時通知距離最近的志工、摩托車救護員、救護車與加護救護車；現場資訊持續回傳後，再依傷者數量及嚴重程度，協調不同醫院的收治能力。醫療院所也能預先調整手術室、人力及病床，不必等傷者抵達急診門口才開始反應。
而且，摩托車在這張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飛彈襲擊後，道路可能被警消車輛、撤離人潮與建築碎片阻塞，體積較小的救護摩托車能先抵達現場，進行止血、呼吸道處理、心肺復甦與初步檢傷。它無法取代救護車，卻能縮短傷者從倒下到接受第一個醫療處置之間的時間。
血液供應則是另一條不容易被公眾看見的生命線。MDA依法負責為以色列醫院與軍方蒐集、檢驗、處理及供應血液；位於拉姆拉（Ramla）的國家血液服務中心，可處理每年最多50萬單位血液，建築本身也針對傳統攻擊、非傳統威脅及地震設計防護。
當醫院受損、傷患同時增加，血液的採集、保存、運送與分配，便與前線救護同樣重要。城市韌性由此呈現另一種面貌：真正撐住危機的，往往是平時很少被看見的物流、庫存與備援能力。
科技縮短的，是城市重新組織的時間
Rafalowski 參與發展的C4I指揮、管制、通訊、電腦與情報系統，是MDA救援網絡的重要支柱：飛彈落下後，派遣中心必須迅速整合報案位置、傷患數量、車輛分布、道路狀況與醫院容量，再把有限資源送往最需要的地方。
AI派遣可以依照距離、車況與任務需求，判斷最適合出勤的單位；報案者上傳的影像，能協助派遣人員在救護車抵達前辨識環境與指導急救；支援多語言及醫療資訊傳輸的公共安全工具，則降低語言、聽力或其他身心限制對求助造成的障礙。這些科技的價值，在於縮短城市從混亂回到可辨識狀態的時間：哪裡受創、傷者有多少、需要什麼資源、哪間醫院還有能力收治，資訊愈早被整理，資源錯置的機率就愈低。
然而，科技本身也可能受到斷電、基地台受損與頻寬不足影響。MDA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數位系統之外仍保留程序、訓練與現場授權。工具可以提升效率，最低限度的救援能力仍必須在人員失去完整資訊時繼續存在。2020年COVID-19疫情初現時，Rafalowski曾接獲一名派駐菲律賓同事的警告，得知當地可能即將封鎖，他無法確認危機規模，仍決定迅速安排同事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境。幾天後，跨境移動大幅受限。
這段經驗後來促使團隊重新檢視快速決策程序。災害管理很少能等到所有資訊都確認後才行動。制度真正要處理的，正是在資訊不完整時，如何做出可承擔、可修正，也不錯過時機的決定。
從「配合演習」走向「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臺灣與以色列面對的風險不同，制度與社會條件也不能直接移植。臺灣長期面對地震、颱風與複合型災害，近年又將通訊受阻、關鍵基礎設施與戰時疏散逐步納入城鎮韌性討論。以色列的經驗可以提供參照，卻不該被浪漫化為唯一答案。
真正值得借鏡的，是MDA如何把角色「事前」寫進系統：第一到場者知道何時接手、志工知道自己可以完成哪些處置，乃至於派遣中心知道如何調度不同層級的車輛、醫院知道何時移轉病患、縮減服務或啟動受保護空間，血液服務與物流系統則在前線需求擴大前提前準備……每個人承擔的任務不一定龐大，彼此組合後，城市才能在局部失效時維持基本運作。
8月13日的北部城鎮韌性演習將持續30分鐘。民眾可能感受到網路變慢、暫停移動，或跟隨引導進入避難空間，這些經驗或許能讓風險從抽象概念進入日常，但演習的價值仍取決於警報解除後留下了什麼。
民眾是否知道網路受阻時可以使用哪些通訊方式？家庭失聯後約定在哪裡會合？社區裡誰具備急救能力？商場、辦公大樓與住宅管理人員在電梯停擺後如何協助行動不便者？第一線執勤人員失去即時聯繫時，又能自主處理到什麼程度？
這些問題不會在警報響起的30分鐘內自動得到答案。
一座城市真正需要的韌性，也不只是確保任何時候都能收到命令。當通訊開始延遲、資訊變得破碎、上級無法立即回應，每個人仍能理解自己的角色，依照共同程序完成眼前任務，城市才有可能從失序中重新建立秩序。
飛彈襲擊是極端情境，卻把這個問題照得格外清楚：危機裡最可靠的系統，未必是永遠不會中斷的系統，而是中斷發生後，仍有人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