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教宗與丁托列托的樞機主教,分坐展間轉角兩側;紅色氣球狗旁,還有席勒的裸女與一碗野草莓……臺中市立美術館《蠍子與青蛙》將跨越五百年的收藏編成二十組對話。1% Style跟著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走進展間,從坐姿、目光、色彩與尺度,看作品如何因為身旁的另一件作品,顯露不同面貌。
站在展間的轉角,兩個坐著的男人同時進入視野。
右側,丁托列托筆下的樞機主教穿著厚重袍服,雙手從容安放,白色祭衣從腰間鋪展而下。左側,培根畫中的教宗坐在綠色座椅裡,面容扭曲,頭部低陷於肩膀之間。視線在兩幅畫之間往返,從衣服、坐姿,慢慢移向兩人的臉。
作品旁只有幾行小字,交代藝術家、名稱、年代與媒材,兩面牆在轉角交會,稍微退後,便能將這兩個相隔約四百年的形象一起收入眼底,而臺中市立美術館《蠍子與青蛙:國巨基金會典藏展》的趣味,就在這樣的停留中浮現。原本各自熟悉的作品,被安排在同一個空間,開始讓人注意到以前沒留意的細節。
「我希望觀眾有機會直接經驗這些對話,讓思緒慢下來,好好看進眼前的事物。」媒體預覽當天,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Philip Larratt-Smith)解釋,展場刻意減少說明文字,除了作品基本資料,牆上主要留下藝術家的引言,讓創作者的聲音走到前面。
由臺中市政府與國巨基金會共同主辦的展覽,集結三十四位藝術家的六十六件作品,從文藝復興延伸至當代,其中五十五件,甚至是首次在臺灣公開展出,而菲利普將它們安排成二十組相互連動的對話,可以說是完全用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整套藏品。
常駐紐約的菲利普,自2019年起擔任伊斯頓基金會策展人,從事路易絲・布爾喬亞藝術遺產的相關策展工作,也曾策劃托姆佈雷、杉本博司與安迪・沃荷等藝術家的展覽。跟著他走進展間,解說經常從眼前的細節開始,人物的眼睛朝向哪裡,雕塑表面映出了什麼,轉過身,又會看見哪一件作品,新的視角展現,頗為有趣。
同樣坐著,權力有了不同的樣子
轉角兩側,分別是丁托列托的〈樞機主教馬坎托尼奧・達・穆拉肖像〉,以及培根1961年的〈教宗習畫之六〉。
兩人都有華服、座椅與宗教身分。達・穆拉曾任威尼斯大使,丁托列托以衣著、姿態與神情呈現他的地位,尤其是那雙安穩擺放的手,讓整個坐姿顯得篤定。但培根筆下的人物卻很難讓人感到安穩,五官在筆觸裡變形,鮮明的衣袍包裹著身體,座椅周圍的線條又將他框住,有種被囚禁的意味,象徵權力的寶座,也成了困住人的地方。

左為培根〈教宗習畫之六〉,右為丁托列托〈樞機主教馬坎托尼奧・達・穆拉肖像〉。兩件作品分置轉角兩側,讓觀眾從坐姿、衣袍與神情,比較權威形象中的篤定與焦慮。(圖/張世文攝影)
分享本圖回頭看達・穆拉,他的身分透過衣著與姿勢獲得確認,但培根的教宗同樣穿著華服,面容卻流露出焦慮,於是兩幅畫之間的差異,從人物外貌逐漸進入心理。
展名引用的寓言,也牽涉人如何面對自身難以控制的部分。蠍子請青蛙背牠渡河,青蛙害怕途中遭螫,蠍子便以「我們會一起淹死」的理由說服牠。到了河中央,蠍子仍然出手。兩者沉下水時,牠只能承認,自己控制不了本性。
菲利普初次觀看這批收藏,便注意到心智與身體之間的張力。有些作品著重理性、哲思與精神經驗,有些直接面向感官、欲望與情慾,還有許多作品游移於兩者之間,「身心之別」因此成為選件與陳列的線索,並延伸出意識與無意識、神聖與世俗等討論。
一具身體 與一位統治者
若從展覽室D依序參觀,最先遇見的是查爾斯・雷的〈側臥女人〉,以及約1495年的〈奧地利的瑪格麗特畫像〉。雷的女人躺在長形基座上,人體細節相當寫實,尺寸卻比真人更大;菲利普請大家留意她的眼睛,目光朝向前方,卻難以確定她正在看誰。作品沒有交代姓名,眼前的女人保有具體身形,身分卻無從指認。
另一側,瑪格麗特穿著宮廷服飾,神情平靜莊重。她的肖像一般歸於「抹大拉的馬利亞傳奇大師」,畫家姓名已不可考,畫中人物的身分卻受到仔細安排,服裝、珠寶與姿態,都參與了王朝權威的塑造。

查爾斯・雷〈側臥女人〉與〈奧地利的瑪格麗特畫像〉相隔約五百年,透過裸體、服飾、尺度與展示位置,呈現塑造人物形象的不同方式。(圖/臺中市立美術館提供,王世邦攝影)
分享本圖雷的基座也值得停下來看,它讓人想到古典雕像,同時呼應極簡雕塑,鋼製表面則映入周遭景物。人體、基座與觀眾所在的空間,共同構成作品的觀看經驗。菲利普也藉此提醒,身體的再現之中,可以包含高度概念性的思考,作為開場白,頗為有趣。
如何讓人記住自己,又如何讓人相信?
另一個展間裡,安迪・沃荷1986年的三件自畫像,與杉本博司〈最後的晚餐〉相互對照。
沃荷的臉從黑色背景浮現,鮮明色彩與根根豎起的假髮,讓頭部像帶著電流;菲利普把那圈頭髮比作光環,形容他彷彿成為美國藝術的「世俗聖人」。假髮起初用來遮掩掉髮,後來卻成了辨認沃荷的標誌;他透過照片與絹印反覆描繪明星,也把同樣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
杉本博司的〈最後的晚餐〉,也讓影像的「可信度」成為詢問的核心:長桌旁的人物有細緻的表情與衣褶,彷彿曾經真實坐在那裡,相機前的對象卻是依據達文西壁畫製成的蠟像;壁畫變成蠟像,蠟像再成為照片,經過多重轉換,長時間曝光與精細印製仍賦予畫面強烈的真實感。眼睛看見活生生的人物,心裡卻知道那是人造場景。
杉本博司〈最後的晚餐〉拍攝依據達文西壁畫製作的蠟像,透過長時間曝光與精細印製,讓人造場景顯得栩栩如生,也讓觀眾重新思考攝影影像的真實性。(圖/臺中市立美術館提供,王世邦攝影)菲利普從兩人對攝影的態度談起。沃荷相信影像能為人創造新的身分,杉本博司則讓觀眾察覺,照片可以如此可信,也可以讓人相信並未發生在相機前的事。從這裡再往下走,關於影像與觀看的討論,還會繼續。
看畫的人,也進入了作品
展覽室E裡,托馬斯・施特魯斯的〈老繪畫陳列館,自畫像,慕尼黑〉,則把「觀看」這件事放進了畫面。
照片裡,一名藍衣男子背對相機,站在杜勒的自畫像前。他就是施特魯斯本人。照片拍於2000年,杜勒的自畫像完成於1500年,兩位藝術家相隔五百年,在同一張影像裡相遇。杜勒正面朝向畫外,以讓人聯想到基督的姿態描繪自己,而施特魯斯則留下背影,用自己看畫的樣子完成一張自畫像。
菲利普在這裡停下來問,觀看另一件藝術作品,是否正是施特魯斯表達自身的方式?照片裡有幾層目光,施特魯斯注視杜勒,杜勒望向畫外,站在照片前的我們又看著他們,於是,杜勒的視線彷彿越過那個背影,直接抵達觀眾的位置。
旁邊的〈扮作女先知的貴婦肖像〉,則讓女子始終低頭讀書,沒有回望。她被描繪成西比拉,一位以謎語回答提問的古代女先知,這讓菲利普覺得,這個形象呼應了展間裡的相遇。每組作品都有一些關係等待觀眾解讀。貴婦讀著自己的書,施特魯斯看著眼前的畫,我們站在作品之外,從姿態與目光試著理解他們正在經歷的事。
從氣球狗的紅,看到草莓的成熟
傑夫・昆斯的〈氣球狗(紅)〉,最先吸引目光的是明亮的表面。燈光、牆面與觀眾都映在巨大的身體上,熟悉的派對玩具被放大,人站在旁邊,彷彿再次回到周遭一切都顯得巨大的童年。
菲利普談起幼年時對世界的感受,父母像神,眼前的事物都有難以掌握的尺度,而現場的氣球狗,也讓人重新感受那種大小關係;但接著,他請大家留意扭結的鼻口與豎起的尾巴,這隻看似可愛的動物,在他的解讀裡也帶有情慾暗示。

從展間門洞望見傑夫・昆斯〈氣球狗(紅)〉,牆面與開口框出觀看角度,明亮的紅色鏡面則映入周遭環境與觀眾身影。(圖/張世文攝影)
分享本圖紅色,繼續將視線帶往牆面。席勒的俯身裸女,以一抹橘紅標出裸露的性器官,肌膚上幾處綠色近似瘀傷。另一側,阿德里安・庫爾特的〈裝著野草莓的瓷碗靜物畫〉,細細描繪盛滿瓷碗的果實,熟透的紅令人垂涎。從顏色看,三件作品很容易連在一起,但隨著菲利普的解說,紅色又把話題帶向享樂,以及「享樂能夠維持多久」的大哉問。
真正的氣球終究會洩氣,草莓成熟後會腐敗,肉體的歡愉同樣無法長久維持。昆斯以不鏽鋼保留氣球充盈的樣子,庫爾特將果實最誘人的時刻留在畫上,席勒則讓欲望與不安一起出現在肌膚表面。
再次看向氣球狗,它依舊飽滿、光亮,和身旁可能腐壞的果實、帶著瘀傷色澤的身體,共同留住了這個展間裡既愉悅又不安的氣氛。
在三種風景前停下來
在常玉的〈荷塘白鶴〉前,菲利普抬起手,談起線條、色彩,以及他特別喜歡的寧靜。荷花鋪展於六扇相連的屏風,白鶴立於其間,底下有游魚。走近能看見屏風的鉸鏈,也能看清背景一道道如雨落下的筆觸。
常玉經常描繪女性裸體,對感官十分敏銳,作品卻常帶著一種稍微脫離時間的氣氛,菲利普說自己對這份靜謐格外著迷。而同一個展間裡,巴塞利茲的〈伊戈兒〉將風景整幅顛倒,狗在樹木與雲之間奔跑,天空落在下方,樹林出現在上方。熟悉的事物仍在,觀眾卻得重新辨認方向,有點像看著水中倒影的感覺。
另一側,基弗的〈名歌手〉有著沉重的質地。麥稈附著於深色畫面,像樹林,也像濃煙與閃電。作品名稱連結華格納歌劇,將德國文化與戰爭歷史帶進這片景象。
把三件作品放在一起看,常玉屏風上的寧靜,也就有了更多可以比較之處。荷花之間沒有明顯拉開的遠近距離,和巴塞利茲顛倒天地的做法,都使人留意風景如何被安排在平面上,基弗加入畫布的麥稈,則讓觀看從形象轉向材料。
菲利普說,藝術家理解其他藝術家的作品,經常有非常個人的角度。他們吸收、改寫,也反抗藝術史,而這次展覽的配對方式,呼應了藝術家之間持續發生的回應。
走到這裡,再想起培根與丁托列托所在的轉角,便有理由回去看一眼。樞機主教的手、教宗的臉,以及兩張座椅周圍的空間,還有許多細節可以比較。幾行小字交代完作品資料,接下來的時間,留給觀眾自己。
《蠍子與青蛙:國巨基金會典藏展》
展期:為2026年11月20日至2027年4月4日。
地點:臺中市立美術館五樓展覽室D、六樓展覽室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