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一算，跟周思齊認識十年了，但聽到他要引退的消息，還是有點震驚，總覺得他是那個會不斷戰下去的人物，會是那個站上球場，不斷與棒球正面對決的那個「亞洲選球王」，但回頭一想，42 歲的他確實已經身經百戰，而經歷過這麼多事情的他，確實該向人生下一步，持續邁進。
2014 年，那還是周思齊 2013 年經典賽後剛獲「亞洲選球王」稱號的時代，當時幫一個國際版雜誌寫一個《當男孩變成男人那一刻》的大專題，我約了周思齊聊聊，本來以為他會聊聊初入棒球場的悸動或是剛獲國際賽肯定的成就感，沒想到，他跟我聊的成長，卻是人生中最低潮的那一刻：「 2008 年，是我生涯中最慘澹的一年。那年，又爆出職棒打假球事件，我看了太多讓人恐慌的事，我也知道了打假球是怎麼一回事；事件爆發之後更恐怖了，檢察官不相信我，球迷也不相信我，我很難過別人不相信我。」
（圖／周思齊 提供）
分享本圖確實，那年不只是周思齊，只要是喜愛台灣棒球的人莫不痛心疾首，從米迪亞暴龍隊涉及的「黑米事件」，到隔年的「黑象事件」，經歷球隊轉賣到假球案，你說周思齊是「命運多舛」恐怕也不是太誇張：「但我真心喜歡棒球，要我背上背叛棒球的罪名，太痛苦了。 」聊到那一段，其實當時的周思齊面對的應該是「兩人出局、兩好三壞滿球數」的那關鍵性時刻，不過強韌的心理素質讓不但他撐下來，而且也屢創佳績，讓他走到了球員期待的九局下半。
當時那段訪問，他告訴我面對那個低潮的心情：「那年，我也拿到中華職棒最佳十人外野手，別的球員走星光大道，球迷都在歡呼，我一走上去，突然變得好沉默，也許是我自己心裡亂想，但總覺得人家不敢靠近我，他們的眼神好像在問：『你怎麼敢來？』」他說，直到得獎那一刻，當自己拿著小抄告訴大家：「從小棒球就是我的最愛，我都抱持著一份盡心盡力的心情，來面對我最愛的工作。」周思齊告訴我，他一直告訴自己、堅持自己，不管環境如何，每場比賽都必須全力以赴，而在此之後，當他慢慢走出低潮，重新站上球場、被大家重新信任，「那一刻，我覺得我成為了真正的男人。」而現在如果把這個問題再問他，恐怕答案還是一樣，但作為一個男人，周思齊身上的負擔，除了自身最愛的棒球，還有屬於棒球的未來。
繼往：擴大屬於棒球人的格局
確實，面對 9 月 22 日的引退，周思齊的職棒球員生涯進入九局下半，但他卻不曾覺得這是「結束」，「的確這場比賽即將結束，但我總覺得，接下來還有很多場後續的比賽要比，甚至人生下半場也是『下一場大比賽』，對我來說，比賽不會就此結束的。」這其實真的是周思齊人生的寫照，周思齊後來擔任球員工會理事長，期間積極為選手發聲，致力改善基層棒球發展、勞資團體協商及退役球員照顧，他也是中職首位成立個人獎學金的球員，透過「球芽基金」能培育更多人才，透過教育改善台灣職棒環境；除了球場現場外，他還在 2019 考上台師大台史所，爬梳台灣棒球運動史追尋台灣最早的棒球隊——能高團，另外也以「棒球知識的搬運工」，透過棒球工具書進行知識傳承，這 20 本工具書的計畫，可以說是用不同「身分」持續為台灣棒球貢獻心力；除此之外，他也推出個人品牌商品，以有系統的觀點來規劃自身角色，並為後進運動員作出示範，種種的思維，確實圍繞著棒球，也透過棒球，把屬於運動思維的「餅」做大，他告訴我：「我不是斜槓，也不是跨界，而是我的眼界在另外一個地方，我用另一種角度看見棒球。」
（圖／周思齊 提供）
分享本圖「我覺得如果球員的文化格局大一點的話，對他的求勝空間會很大。」問起周思齊做「這麼多」的意義是什麼，他給了我一個意味深長的答案，這件事也跟他追尋能高團的故事有關，「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小時候就知道 1923 年，就有一個來自於我的故鄉太巴塱部落的棒球隊——花蓮能高團棒球隊，還能遠征日本，多了這段淵源，我會怎麼看待我的棒球生涯？」他或許在思考「我會以此為榮嗎？」、「我會告訴人家，我來自花蓮，我們有很悠久的棒球文化，我們曾經有能高團，這樣嗎？」這樣的論述，如果用這種方式來傳述台灣的棒球文化，台灣下一代對於棒球的認知與文化水準會比較高，「我瞭解的棒球『格局』會比較大，不是只有現在或早期那些中華職棒的球員而已。」
對他來說，這樣的「溯源」是有意義的，年少的周思齊確實從打棒球中找到屬於自身的人生價值，最大的意義其實是它讓「我」開心的人生志業，「很大的一個價值。」周思齊說，追尋能高團乃至於台灣棒球的歷史，其實等於是讓自己用另一個角度去看棒球、去解讀棒球，「有點像是我在重新拼起屬於台灣棒球文化的拼圖。」確實，這些文化元素都跟周思齊的確息息相關，而從中也得以梳理自身的「棒球血液」與「原生背景」的緊密關係，「屬於我的歷史脈絡的樹狀圖也會慢慢成形。」當一個人能知道原來「我的根」是在這邊，原來一件事與自身所生所長的淵源是如此地接近，「追尋能高團的歷史，是我慢慢找回我的生身環境的歷史脈絡，所做的文化重塑。」
找尋存在的文化意義
（圖／周思齊 提供）
分享本圖確實，這真的是屬於我們的「文化格局」。在梳理能高團的過程中，周思齊告訴我，每次發現一些他覺得很有意思的事件或觀點，就會有一個問號跟驚嘆號同時出現：「驚嘆號是『咦？原來我們有耶！』，而問號則是『咦？為什麼我不知道？』。」他說，這一段追尋的過程，除了是尋找屬於台灣棒球文化的脈絡外，也是尋找屬於自己重新學習的脈絡，「你看日本、美國在地的棒球文化其實是很有趣的鋪陳，例如紐約或波士頓，他們的市民會記得屬於自己城市球場、球隊的文化，而且因為這些故事與文化讓市民引以為榮。」周思齊說，這這就是「文化」，城市中的人們會因為記得這些在城市、球場中所發生的事情，成為讓大家共鳴的記憶，「當我們老了之後，我們還是會跟我們的下一輩說，這些我們曾經經歷或者是聽長輩說過的故事。」當大家對於棒球的信念與情感慢慢成為生活中的點滴，包括在地文化、在地人物、在地事件甚至是在地企業都會產生情感上的連結（「而且會非常強！」），但台灣，確實缺了這一塊，「就像我來自花蓮，我自己打棒球，但我跟外國人在聊天時，他們總會問我：你們花蓮有什麼？但我想到的是麻糬呀！剝皮辣椒呀！可是棒球呢？」周思齊自己打棒球，而且台灣也把棒球視為「國球」，那總該知道一些跟棒球有關的事情吧？「可是我講不出來耶！」他說自己可能只會把打過大聯盟的同學曹錦輝拿出來當例子，「是，然後呢？我回答不出來。」
開來：成為拓荒者，創造球芽生機
周思齊自問，可是台灣棒球至少百年的歷史，光是中華職棒就超過 30 年了，光是紅葉少棒、威廉波特都有六、七十年的時間了，「一定之前還有一段，威廉波特絕對不是憑空生出來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直到周思齊重新追尋能高團，才知道台灣真的有一段更早的棒球故事，但卻因為意識形態或各種不同的因素把它「蓋起來」，「期許若干年後，有些年輕的小朋友也可以以此為榮，可以很大聲地說出他們的棒球記憶。」
（圖／周思齊 提供）
分享本圖一個城市存在自己的棒球記憶，而一個棒球選手，也會有他的棒球記憶，屬於周思齊自己的棒球記憶來自於 10 歲，那筆自己領到人生第一次的棒球獎學金：「這筆連續三年的棒球獎學金，不但支撐我的棒球夢想，讓我不會因為外在事物的不足或繁雜，而放棄自己所熱愛事物的追求。」這一筆來自於郭源治的棒球獎學金，不但讓周思齊受惠，包括葉君璋、陳金鋒都曾經因為這筆獎學金的支持，完成那曾經不被看好的夢想，於是乎，有系統地傳承「棒球記憶」，也成為周思齊孜孜不倦的夢想動力，而「球芽基金」就此誕生。
「我的開始來自於棒球，我的價值觀也是從棒球而來，我是道道地地的棒球人。」周思齊說，雖然自己接下來做的，並不是純粹只是一個球員的角色，而是走另外一條屬於棒球的不同面向的道路，但這也是告訴後繼者，原來你不必只堅守著一個面向，「原來學長這樣走，也是可以的。」這是他對球芽基金的想像。確實，球芽基金所資助的年輕人，不一定在升學上一定要走「棒球球員」這條路，如果你可以申請到你覺得適合的學校與科系，球芽也一樣全力資助：「我不在乎你的未來一定是要走一輩子打棒球的路。」周思齊說，如果說棒球是台灣國球，大多數的台灣人一定會贊同，因為這是屬於台灣共同的記憶與語言，「但真正屬於台灣棒球的文化與傳承究竟是什麼？」周思齊試圖成為台灣棒球記憶的拓荒與傳承者，用自己的腳步與視野，連結屬於台灣的「棒球人」精神。
（圖／周思齊 提供）
分享本圖「我喜歡『拓荒者』這個名詞。」周思齊笑說，自己在讀歷史文獻時，發現有個「東西」很重要，就是「誰能做這件事」，他說，「誰能做」與「誰要做」很不一樣，那是「能力」與「意願」的差別，「我希望能成為那個『能做』、『能解決問題』的那個人。」他覺得，如果自己有能力，只要把某些高牆拆掉百分之一，剩下的讓後繼者持續下去，這樣就「夠了」，成功不必在「我」，「很多人曾經說我是『斜槓』，但我覺得我一點都不『斜』，我在做的事其實一直都一樣，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視野，來達成我想要達成的那件事，那件事，就是棒球。」現在的他，不但成為中職史上第9位達成千安、百轟、百盜里程碑的球員，還要興致勃勃地參加 2025 年世界壯年運動會的棒球賽事，周思齊的職棒「球涯」邁入九局下半，但他的人生「球芽」下半場，才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