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鞋，一雙鞋的顏色，曾經定義了千年宗教體制的莊嚴與神聖。但在2013年，一位來自阿根廷的耶穌會士登上聖伯多祿大殿的陽台時，那雙鞋——不再是紅色。教宗方濟各的黑鞋，是他整場象徵改革的起點，也是一場從「足下」開始的神學行動。
在天主教傳統中，紅色不只是華麗或喜慶的顏色。對教宗來說，它代表的是「殉道者的血」。紅鞋提醒信徒，教宗的使命不是享榮華，而是願為信仰流血；這雙鞋也曾是一種皇權的延續——從拜占庭皇帝到中世紀教宗，紅鞋標示著教宗作為「靈性君王」的身分。它是權力的符碼，是神授職權的物質顯現。
而在梵蒂岡的禮儀規範中，教宗紅鞋通常由義大利工匠手工縫製，款式簡樸但嚴謹，既是服儀制度的一部分，也是與信仰傳統的連結。但，這不是一時的時尚，而是千年儀典的延續。
紅鞋的重量：象徵殉道、帝王與教會權威
穿紅鞋是教宗長久以來的傳統，可追溯至羅馬帝國時期的宮廷文化，後來被基督教轉化為象徵殉道與神聖權威的標誌。自13世紀以降，幾乎所有歷任教宗都依循這項傳統，即便在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或現代世俗化的浪潮中，這雙鞋依舊如儀式中的默禱存在。
當然，天主教神職人員也會同樣地穿紅色衣物。在過去，教宗穿的不只有鞋子是紅色，連祭衣也是，直到教宗庇護五世時才改成白色，主因來自於他的道明會會士身份，透過道明會的象徵顏色，用以展現信仰；不過，紅色除了象徵世俗權力外，亦象徵基督的受難，紅色亦表示教宗對基督的服從，天主對人類的愛以及對歷代殉道聖人們的紀念。
傳統上，教宗外出用的紅色皮鞋用的皮革來自摩洛哥，在古時甚至有金色十字架圖案綉在鞋上，在1958年之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為鞋子加上金色馬蹄，讓教宗的皮鞋更像其他主教在羅馬以外的地方穿的鞋。
你可以說，紅鞋，是教會與殉道精神之間的連結，也是一場跨越世代的神學美學。但，教宗方濟各為何不穿紅鞋？答案藏在他成為教宗之前的每一步路。
教宗方濟各12歲時在學校的合照。方濟各為圖中第三排左起第三位。（圖片/Wikipedia）
分享本圖教宗方濟各本名 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年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父親是鐵路工人，家境普通，他從小就習慣簡單生活。年輕時修習化學工程，21歲重病臥床、接受肺葉切除手術，那段病中與神的對話，促使他走入耶穌會。在阿根廷軍政府統治的黑暗年代，他作為耶穌會的領導人，低調保護異議者、掩護受難者，他曾說，那是一段「學會沉默與悔改」的靈魂磨練。後來，他離開權力核心，搬到科爾多瓦，一個人煮飯、掃地，在沙漠般的孤寂中練習謙卑。
直到199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但他仍堅持不住在主教府，每天搭地鐵、自己煮飯；他與貧民為伍、與毒癮者禱告、為街頭孩童施洗，那雙一直跟著他的黑鞋，穿過的是城市的泥土與邊緣的生活。
一場從鞋子開始的象徵革命
2013年當選教宗之後，他延續多年習慣，堅持不穿紅鞋。他對幕僚說：「耶穌也沒穿紅鞋，我也不用。」這不只是個人的謙卑姿態，而是一種「教會不應被象徵吞噬」的神學立場。他只在室內傳紅鞋，外出時則穿在進註梵蒂岡前已經一直在穿的黑皮鞋，以示謙遜及簡樸；他的黑皮鞋是由一位鞋匠 Carlos Samaria 為他做的，已穿了40多年。
2014年5月，教宗方濟各出訪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圖為5月25日造訪伯利恆，受到群眾歡迎。（圖片/Wikipedia）
分享本圖他選擇走入人群，而非維持權威形象；選擇黑鞋，而非傳統紅鞋，正如他選擇住在位於聖伯多祿大殿南側、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擔任教宗時修建，主要功能是接待參加和準備教宗選舉的樞機團成員，平時亦作招待所供與聖座有密切來往人士的聖瑪爾大之家，而非自1377年就作為教宗官邸的梵蒂岡宗座宮Palatium Apostolicum。
回到紅鞋。確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穿紅鞋，但樣式樸素務實，而本篤十六世則恢復傳統，選用義大利工匠精製紅鞋，這雙曾被媒體誤以為是 Prada 的紅鞋，在他手中是一種恢復神聖性與禮儀感的手段。
本篤十六世素有「美學教宗」（the Pope of Aesthetic）的雅號，與歷任教宗相比，他特別重視祭典儀式與教士服飾，所以教宗穿著的紅鞋，及披掛帶有華麗刺繡的披帶，就是在他手上重新恢復羅馬時期的教會傳統。
而方濟各的選擇，是有意識地與這份「威嚴美學」保持距離。他沒有否定紅鞋的歷史意義，但拒絕讓它遮蔽教會應有的謙卑本質。
在許多眼中，不穿紅鞋也許只是儀式細節的變動，但正是這樣微妙的象徵轉向，讓人看見他對信仰語言的重新定義。他說：「我們需要一個走出去的教會，而不是把自己打理得太體面。」他的黑鞋，不只走在世界地圖上，也走在一條不斷讓信仰回到人群的路上，也是一種屬於「在地上，而不只在廟堂」的入世觀點，正如他選擇的稱號所連結的聖方濟各一樣，成為人世間的守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