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將接任台灣首任運動部長，確實象徵了台灣運動員走入體制的新篇章，但他並不是第一人。這一次，1% Style 帶你從辛巴威泳后 Coventry、法國擊劍女王 Flessel、烏克蘭短跑王 Borzov 與哥倫比亞舉重金牌 Urrutia 的故事，帶你看看運動員如何憑藉價值導向、現場敏感度與領導特質，在體育政策中發揮影響力。
2025 年秋天，台灣政壇迎來一個歷史性的場景：東京奧運羽球雙打金牌得主李洋，被點名接任新成立的「運動部」首任部長。這不僅是行政架構的轉折，也是體育文化與政治治理之間的交會——當一位仍在世人記憶中揮拍奮戰的運動員，轉而肩負體制建構的責任，他的角色象徵著一種跨界想像：體育不再只是賽場上的榮耀，而是國家政策的一環。
然而，這並非台灣獨有的創舉。國際上，許多運動員在退役後進入政壇，甚至執掌體育部門，留下了鮮明的政績與文化印記。從辛巴威的游泳皇后，到法國的擊劍女王，再到哥倫比亞的舉重金牌，他們的故事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我們得以對照李洋可能的未來。
Kirsty Coventry：從泳池到國際奧委會主席
Kirsty Coventry at the 2018 Summer Youth Olympics（圖/Wikipedia.org）
分享本圖辛巴威游泳選手 Kirsty Coventry，在 2004 與 2008 年奧運間斬獲 7 面獎牌，被譽為「非洲泳后」。2018 年她出任辛巴威體育部長，試圖修復腐敗叢生的足球協會（ZIFA），推動組織治理重建。更重要的是，她將「Ubuntu（我因我們而在）」的非洲哲學引入體育政策，強調包容與團結。
2025 年，她更打破國際奧委會百年歷史的天花板，成為首位「女性」、「非洲籍」主席。這不僅是個人轉型的頂點，更是運動員進入體制後，以價值觀與政策理念，塑造全球體育格局的最佳案例。
Laura Flessel-Colovic：劍道之外的社會融合
Laura Flessel-Colovic（圖/Wikipedia.org）
分享本圖法國擊劍奧運選手 Laura Flessel-Colovic，於 2017 年成為法國體育部長。她在任內推動巴黎 2024 奧運的法案準備，同時將體育視為社會整合的關鍵：在多元族裔、社會階層矛盾加劇的法國，她強調運動能作為凝聚共同體的語言，並啟動反歧視計畫。
雖然在她任職一年後因個人因素辭職，但她留下的政策框架，讓「奧運不只是比賽，而是國民教育與社會實驗場」的觀點，滲入法國公共論述。
Valeriy Borzov：短跑之王的建「制」工程
Valeriy Borzov at the 2018 Youth Olympics（圖/Wikipedia.org）
分享本圖烏克蘭曾於 1972 年奧運摘下百米、二百米金牌的短跑名將 Valeriy Borzov，在蘇聯解體後，他於 1990 年代出任烏克蘭「青年與體育部長」，主導獨立初期的體育政策建制，並擔任烏克蘭奧委會主席。
在缺乏資源、體系仍待重建的年代，Borzov 的角色更接近「制度設計師」。他見證並參與了烏克蘭體育從蘇聯體制過渡到獨立國家模式的歷程，凸顯運動員在新興國家體育治理中的功能：不只是象徵性的明星，而是政治制度的奠基者。
María Isabel Urrutia：舉重金牌光芒下的女性體育推手
María Isabel Urrutia in 2022
分享本圖哥倫比亞首位奧運金牌（2000 年雪梨奧運舉重）得主 María Isabel Urrutia，在 2022 年成為體育部長。她推動女子足球職業化，監督超過五千億哥幣的體育預算，並將性別平權納入政策核心。
雖然她任期僅 7 個月，因政治鬥爭提前結束，但她的政策方向清晰揭示了另一種趨勢：當女性運動員進入體制，她們常以性別議題為切入點，打開體育治理的社會面向。
運動員轉身部長 創造的不同想像
縱觀 Coventry、Flessel、Borzov 與 Urrutia 的施政經驗，可以發現運動員出身的體育部長在政策推動上往往展現幾個共通特質，而這些特質，也正是他們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影響力的來源。
首先，運動員的價值導向強烈，願景清晰。他們的訓練生涯，建立在「目標導向」與「持續自我要求」的文化中，當這些特質帶進政策領域，往往是一種清楚的願景——Coventry 以 Ubuntu 訴求團結，Flessel 則把體育定位為社會融合的媒介，而 Urrutia 將性別平權拉入體育預算更是價值觀的極致展現。這種價值驅動，讓他們的政策說服力來自個人故事與集體記憶，而非官僚式的冷漠口號。
其次，運動員對基層現場的熟稔，使政策更貼近運動員。因為他們比任何官僚更知道體育制度的斷層——從場館不足、醫療保障不全、協會黑箱運作等，都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也因為親身承受過，他們往往更期待解決「制度如何壓迫運動員」的願景，因此更敢於觸碰這些過去無法觸碰的禁忌。從 Coventry 敢整頓腐敗的足球協會，Urrutia 堅持推動女子足球職業化，這些行動都源於「我曾經在那裡」的體驗，這些政策擘畫使得他們不是空談，而是真正能代表第一線的聲音。
（圖/pexel.com）
分享本圖第三，運動員的「象徵意義」大，更能積累長遠影響。明白地說，雖然許多運動員部長任期短暫，（Flessel 與 Urrutia 都不到兩年），但光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改變了「運動員只能在場上說話」的格局。他們提醒社會，體育是國家政策的核心之一，這種象徵性的突破，往往能在短時間內打開議題空間，為後人留下可延續的路徑。
最重要的是，運動員領導特質，源自運動場上的磨練。確實，他們長年在高壓環境中訓練、比賽，學會在壓力下決策、與團隊協作、在國際場合建立信任。這些經驗在政治中轉化為跨部門協調、國際談判、危機處理的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 Coventry 能同時面對 FIFA 壓力與國內輿論，正是這種「從競技轉化為治理」的期待與轉化。
總體來看，運動員部長的價值觀與現場敏感度，讓他們在政策領導上展現出獨特的雙重能力：能將運動場的經驗轉化為公共治理的語言，也能以價值願景提升體育在國家政策中的地位。
「台灣金牌」的未來想像
回到台灣，李洋接掌「運動部」，這不僅是制度上的新頁，也是象徵上的跨越。但與國際相比，台灣的體育環境有其特殊挑戰。
首先，他面對的是協會體制與治理困境。長期以來，台灣體育協會被批評為黑箱運作、資源分配不均，雖然包括羽球、舉重、跆拳道等項目確實有世界級成績，但背後常見教練選拔、經費分配、協會內鬥等問題。如何讓制度透明化、專業化，將是李洋的第一道考驗。
其次，基層運動與全民運動的落差，也是在台灣的尷尬情境。台灣社會對奧運金牌的期待極高，但基層體育卻長期缺乏持續投入，尤其許多學校場館老舊、體育課被壓縮，運動文化仍停留在少數菁英的光環中，如何將「全民運動」與「菁英運動」並行推進，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是制度設計的難題。
再持續延伸，面對專業運動員的未來發展，職涯支持乃至於運動醫療的不足，也是重要課題。運動員退役後的生涯規劃、醫療保障、第二專長發展，仍是未被妥善解決的議題，如果運動部要立基於「以運動員為核心」的精神，就必須在政策上建立完整的支持網絡，讓運動不再是一次性的青春燃燒，而是可持續的人生選擇。
在這樣的結構下，李洋的優勢恰恰是「來自運動現場的熟稔」。他明白運動員在國際賽場上面對的孤獨與壓力，也清楚訓練環境與制度限制如何壓縮選手潛力。若能將這種經驗轉化為政策，他可能成為首位真正替第一線運動員發聲的部長。
當運動員走入體制，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名氣，而是一種對「運動如何改變人生」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能轉化為政策的溫度，讓制度不只是數字與法規，而是回應運動員與社會需求的公共工程。
這個運動部長將要站在一個歷史轉折點——一方面要面對協會治理與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困境，一方面又要承載社會對英雄的高度期待。這將是壓力，也是機會。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運動員出身的部長未必能在短期內翻轉體制，但他們能夠改變敘事，重塑價值，讓體育不再是附屬，而是國家文化與社會想像的重要支柱。台灣的故事，或許正從李洋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