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及幕僚近日身穿迷彩軍服現身漢光演習，讓軍裝再度成為話題焦點。本報導從軍服的歷史功能與儀典性出發，探討其如何走入文化敘事，揭秘制服除了權力的呈現之外的生活風格。
這幾天，總統賴清德及其幕僚身穿數位迷彩軍服，現身澎湖視導漢光演習，新聞畫面一出，網路即刻炸開——有人讚許總統親赴前線、與三軍同袍共感戰備壓力；也有人質疑身為文人總統穿迷彩，有違文武分際，意圖政治操作。然而這場針對一件制服的輿論分裂，其實說明了更深一層的事：軍服早已不是單純的軍事裝備，而是一套能引發政治、文化、時尚多重詮釋的象徵語言。
我們穿的是軍服，還是一種立場？當軍服不再只是士兵的戰鬥裝，而成為總統、設計師、歌手、藝術家的視覺選擇，它的意義與文化場域早已移動。在軍裝被時尚所收編、再詮釋的歷程中，誰還能說，這只是一件「制服」？
制服從來不只是為了戰鬥，而是為了被看見
若將軍服視為一種視覺語言，那麼它的發明，絕非只為了戰術操作——事實上，歷史上多數軍服的設計，目的往往更偏向於「被辨識」、「被懼怕」，甚至「被記住」。
在冷兵器與火藥並存的年代，戰場混亂而無法以通訊與科技分辨敵我，軍服首先的任務是視覺識別。英軍紅衣、法軍藍制服、清朝八旗鑲邊、羅馬軍團的動物皮甲，不只分辨陣營，更是一種威懾視覺——整齊劃一的色塊、排列隊形、旌旗揚起，本質是一場集體身份的展演儀式。
進入近代，軍服開始納入軍階識別、軍種分化與功能性設計：防水、防寒、迷彩、模組化配件，的確讓它成為有效的戰術裝備。但即使到了當代，真正讓一套軍服成為「軍服」的，依然不是它的功能，而是它背後所召喚的秩序、忠誠與國家敘事。
（圖／pexels）
分享本圖這也是為何，在儀典場景中，軍服始終有其不可取代的角色：閱兵、國喪、授勳、戰爭紀念日，甚至總統的迷彩視察，都不在於軍事效率，而在於儀式的展現、象徵的傳遞與國族意識的重組。軍服作為「視覺表述」的語言，永遠說得比口令更大聲。
套一句法國歷史學家 Michel Pastoureau 的觀點：「制服從來不只是行動的裝備，而是權力在布料上的宣告。」這正是今日時尚設計師仍對軍裝著迷的原因——他們試圖不是改寫戰爭，而是接手如何書寫權力的視覺劇場。
軍服的誘惑：紀律的輪廓與權力的剪裁
軍服之所以讓一般人長期著迷，原因其實簡單：它集結了所有「結構主義」設計者夢寐以求的特質——明確線條、工藝剪裁、機能配置，以及難以抗拒的象徵性：權力、紀律、階級、責任、甚至性吸引力。而這種制服的吸引，從來就不只是後現代的符號遊戲。在歷史上，精品時尚界與軍裝的交會比你想像的還早，也更真實，這樣的歷史牽連——從戰場供應商到伸展台的叛逆，其實呈現了某種更魔幻風格的文化個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二戰期間，歐洲多個精品品牌其實實際參與軍裝設計與生產，包括為英國設計軍裝的 Burberry ，創辦人 Thomas Burberry 於1901年為壕溝作戰設計防水風衣，後來成為風靡上流社會的「Trench Coat」經典，直到今天，Burberry 經典格紋內裡仍與軍事血統脫不了關係；早年為法國騎兵提供馬具與皮革裝備的 Hermès，戰後轉為奢華皮件品牌，但工藝根源深植軍需結構。甚至雖非直接軍服供應商的 Louis Vuitton，卻在二戰期間為軍官設計專用行李箱，並於戰後迅速轉型為「戰後新生活」的旅行象徵，將戰爭記憶轉譯為優雅文化。
但在這條歷史軸線中，Hugo Boss 是最難以忽視、也最具爭議性的名字。這個今日象徵俐落德式男裝與現代商務風格的品牌，其歷史起點，正是為納粹政權設計軍服。
1930年代至二戰期間，創辦人 Hugo Ferdinand Boss 為納粹黨提供 SA、SS、青年團與國防軍制服生產。那套黑色SS軍官制服、紅白臂章與皮靴的視覺衝擊，正是出自其工廠。納粹的軍裝制服，確實是一種極致的「權力設計」——剪裁銳利、標誌分明、色彩冷峻，即使在今日時尚語境中仍保有一種「令人不安」，但卻讓人感到時尚且極致的魅力；戰後， Hugo Boss 曾因此被判罰款，公司也經歷重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以時尚品牌之姿「再」出發，當然今日品牌極少主動提及此段歷史，卻無法抹去它對軍裝視覺的深度影響。
就像是時尚評論家 Suzy Menkes 對那段歷史記憶所下的註腳： 「那些剪裁完美的黑色制服提醒我們：視覺權力的設計，從不只是美學選擇，更是一種歷史責任。」
軍裝風美學進入生活層面的標誌：從街頭挪用到高訂顛覆
二戰結束後，大量退役軍裝流入民間，尤其在美國與英國，成為工人與學生階級的日常穿著，甚至到了越戰時期，美國青年穿迷彩服反對戰爭，形成軍裝反軍意涵的挪用典範——迷彩不再是隱匿，而是抗議的顯影，而相同的元素包括軍靴、M-65外套、軍用背心等，在70至90年代被龐克、嬉皮、饒舌、滑板等次文化吸收為標誌裝備，「軍裝」的冷硬標誌形象逐漸被個性、叛逆的新世代風格取代。
這樣的思維，也渲染到設計師的當代設計上，像 Jean Paul Gaultier 曾推出大量海軍風格、軍官制服設計，打破性別與階級限制，讓軍服被視為「文化角色的扮演服」，或是 Yohji Yamamoto 將軍裝與日式黑色美學融合，打造出極簡、沉著卻帶有張力的軍裝輪廓，而 Raf Simons 在2000年代提出青少年軍團主題，將軍服與校園制服結合，訴說壓抑、群體與反叛之間的隱性戰爭，更是軍裝轉化的代表性思維。
進入 2020 的當代，軍裝元素不再是象徵過去的戰爭，更多的思維來自於面對未來的不安——從氣候災難、都市生存、社會解構等不一而足。像 ACRONYM 將特種部隊機能轉化為極簡未來城市風格，成為「戰術時尚（tacticool）」的代表，而 Stone Island、C.P. Company 將軍用染色、防火、防水布料導入高端機能外套，將「軍用操作」與「生活需求」發揮到淋漓盡致，甚至 Nike ACG 提出的「全條件作戰」都市穿著概念，把城市當作戰場，把服裝當作裝甲，可以說是集操作思維於一體。這樣的「再詮釋」，讓軍服如今不只是為了戰鬥而設計，而是為了在「高度複雜的當代社會中」生存，乃至於行動及再表態。
（圖／pexels）
分享本圖說一句實在話，從總統穿迷彩服接受戰爭想像的投射，到設計師用軍服表達性別流動與抗爭姿態，軍裝早已不是一種指令，而是一種可選擇的語言。
軍裝的迷人之處，恰恰來自它本應服從秩序，卻不斷被重新詮釋為個人立場、社會議題、文化對抗的表達工具。你可以說今天穿迷彩的人，也許不是軍人，但他／她想傳遞的，可能是：「我準備好了——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自我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