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化還沒準備好，制度卻率先動刀。從高鐵「全車靜音」的突變，我們看到台灣如何把「安靜」變成命令，把「文明」變成規訓。
過去兩週，「高鐵寧靜車廂」在 Threads 與 X 上掀起了一場罕見的公共文化辯論。有人上傳影片抱怨「孩子哭不停就被白眼」，有人支持「終於可以不被外放短影音干擾」，也有人批評這是一場「中產階級式的秩序幻想」。這場爭論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不只是交通議題，而是一場文化現象。它讓人重新思考：在這個一切都被制度化的時代，我們是否仍懂得什麼是「文明的安靜」？
高鐵原本只是在 2024 年底試辦第十節「寧靜車廂」，一年後卻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悄悄將政策擴大成「全車靜音」——一夜之間，「安靜」變成命令。當文化尚未準備好，制度卻率先動刀，台灣再次陷入那熟悉的困境：頭痛醫頭，卻醫到腳，而且，還醫不好。
從試辦一節車廂，到全車靜音的誤判
（圖／台灣高鐵 提供）
分享本圖2024 年底，台灣高鐵在第十節車廂啟動「寧靜車廂」試辦。這原本是一項相當合理的設計：提供希望休息、閱讀、辦公的乘客一處安靜空間，同時保留其他車廂的自由氛圍。這樣的設計概念，與英國的 Quiet Coach 或法國的 Espace Calme 相仿——安靜是一種選擇，而非命令。試辦階段的回饋多半正面：多數乘客支持「分區靜音」，而非「全面約束」。
但短短不到一年，政策卻急轉直下。自 2025 年 9 月起，高鐵宣佈全車適用靜音規範：不得通話、電子設備須靜音、交談須壓低音量。一項原本屬於「選擇性服務」的政策，被粗暴地制度化為「全車義務」。這不只是行政效率的展現，更是一種典型的文化誤判——以為規範能創造教養，以為秩序能取代文化。結果，問題的根源未被理解，卻先被過度管理。
當然，在連日爭議後，台灣高鐵公司於 10 月 12 日發布新聞稿，宣布撤下列車座椅椅背及商品推車上的「寧靜車廂」宣導圖卡，改以「美好高鐵，寧靜同行」新圖卡取代，並停止派員手舉牌提醒；高鐵指出，原有宣導設計引發誤解，部分家長擔心嬰幼兒的自然發聲會被標記為「不配合」行為，因此決定調整宣導形式。未來，高鐵將改以列車跑馬燈、車站公告及官網為主要宣導管道，減少現場人員的主動勸導行動，但高鐵也重申，「寧靜政策」主要針對通話與外放音量等行為，「嬰幼兒與身體不適乘客的聲音屬非自主性範疇，不在提醒之列。」這是高鐵首次在爭議後，針對「人性面」作出明確澄清。
這份新聞稿的改弦易轍，確實顯示台灣高鐵意識到「政策語言」與「社會感受」之間的落差。雖然撤下圖卡只是修辭層面的調整，但它透露出一個訊號：制度可以靜音，文化卻無法被靜音。真正的安靜，來自理解與共感，而不是舉牌與提醒。
文化問題，被制度誤當成秩序缺口
台灣高鐵。（圖／PEXELS）
分享本圖在許多國家，「安靜」並不是靠法規維持的，而是文化共識的結果。以日本為例，新幹線並沒有正式的「寧靜車廂」，但乘客自發降低音量、講電話會走到車廂玄關。這是一種社會教育長期內化的結果：不靠懲罰，也能達成秩序。
台灣的問題在於，我們把「文化默契」誤認為「秩序缺口」。當制度取代共識，理解就被稀釋成規範；乘客之間不再互相體諒，而是開始互相監控，車廂裡多了低聲咳嗽的尷尬、警覺的眼神、甚至自我審查的沉默。確實，那個「秩序、是有了，但那不是文明的秩序，而是對於秩序的極度焦慮，這種「用制度包裝文化」的傾向，正是台灣治理文化最根深蒂固的「CP值」慣性。
全車靜音政策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太嚴，而在於沒有配套。當所有車廂都被標示為「寧靜」，家庭旅客成了無處可去的群體；嬰兒、孩童的自然聲音，在制度眼中被視為「違規」。
歐美「寧靜車廂」的制度並非自古存在，而是科技變遷後的文化回應。英國國鐵（British Rail）在 1992 年率先推出 Quiet Coach，起因於行動電話普及後的乘客投訴。彼時火車原是社交與移動的延伸空間，手機出現後卻讓車廂成為噪音戰場。英國鐵路公司選擇以「分區而非禁制」的方式處理，讓乘客主動選擇安靜區，而非被迫服從。這種做法體現了英式公共文化的核心精神：自治勝於規訓，提醒取代懲戒。
法國國鐵（SNCF）與德國鐵路（Deutsche Bahn）在 2000 年代陸續導入類似制度。TGV 設有 Espace Calme（靜謐區）與 Espace Famille（家庭空間）並行；德國 ICE 則以 Ruhebereich（安靜區）與 Familienbereich（家庭區）區分，前者鼓勵乘客輕聲交談、避免通話，後者提供親子專屬座位、嬰兒換尿布台與兒童遊戲桌。這兩種空間不只是服務分層，而是一種社會倫理設計——讓「安靜」與「熱鬧」都有合法存在的位置，減少道德壓力的衝突。
這種雙軌文化的設計在北歐尤為成熟。瑞典 SJ 高速鐵路的 Tyst avdelning（安靜區）以柔性提醒取代強制公告，並在列車前後保留 Barnvagnsområde（嬰兒推車區）供家庭使用。瑞士聯邦鐵路（SBB）則明確劃設「家庭車廂」，甚至配有繪本與兒童遊戲角，並以「讓家長放鬆、讓孩子自由」為理念。這些設計強調一個核心原則：公共空間的安寧，不是靠排除，而是靠分流與理解。
在這些先進國家的軌道系統裡，「寧靜車廂」與「親子車廂」是互補的兩翼，而非彼此排斥的選項。它們讓乘客在不同需求之間找到平衡，也讓「文明」的實踐更接近人性。
相比之下，台灣高鐵以單一政策涵蓋所有情境，反而凸顯了文化制度設計的單薄。用一條規則覆蓋所有場景。結果，政策的「善意」變成家庭的「壓力」，當孩子的哭聲被凝視，家長的焦慮被放大，連服務人員都陷入兩難：要安撫，還是要執法？
法國國鐵（SNCF）。（圖／PEXELS）
分享本圖
德國 ICE 的 Ruhebereich（安靜區）。（圖／PEXELS）
分享本圖品質升級的修辭與「乖乖」式的無厘頭
在政策上路前後，台灣高鐵多次強調，這不是管制，而是「品質升級」，但初上任的董事長史哲卻在媒體前以輕描淡寫、甚至戲謔的態度，直接暴露了問題的核心之所在：他在「寧靜車廂」措施上路後，關心「有沒有送出『乖乖』」，並打趣地跟員工說：「如果碰到大人講不聽，也可以送。」這句話迅速在網路上引發討論；即便後續出面針對制度說明不夠清晰而道歉，但史哲仍是用「千錯萬錯都是我們的錯」這樣說詞來試圖澄清，難免讓人有「缺乏誠意」且「思維錯置」的無厘頭感。
確實，它或許出於一種自以為是的幽默，卻在文化語境中顯得格外失格，因為那不只是玩笑，而是一種「自以為有權力」的戲謔語言。當「權力者」以「乖乖」隱喻服從，「不安靜」的人就被標籤成「不乖」的人，這讓原本應是文化共識的空間，被降格成規訓現場，而且如果在過去，人本基金會就一定會在第一時間跳出來，對這樣的言論大加撻伐。台灣高鐵以「品質升級」之名，行「秩序管制」之實，揭示出台灣許多公共政策的深層問題：當權力的語氣仍是「教你」，而非「理解你」，所謂的文明，只是另一種「居高臨下」的秩序幻覺。
安靜是選擇，不是規訓
日本新幹線。（圖／PEXELS）
分享本圖放眼國際，「寧靜車廂」制度的關鍵在於選擇權。英國讓乘客自由選擇是否搭乘 Quiet Coach；法國在 TGV 上區分 Espace Calme 與 Espace Famille；德國則在訂票階段就明示 Ruhebereich（安靜區）與 Familienbereich（家庭區）。這些制度的共同精神，是「尊重差異」——他們不企圖定義「正確的乘車方式」，而是承認社會多樣性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
而在日本，新幹線幾乎沒有正式的「寧靜車廂」制度，卻比任何制度化的列車都更安靜。在那裡，安靜不是規定，而是文化習慣。從學校教育到公共禮儀，「不給他人添麻煩（迷惑行為）」是社會共識。當然，這是一種社會壓力造成的「集體意識」，但無可否認的，這樣一種約定成俗，確實成為日本專屬的文化觀點。
在日本，少數夜行列車如 Sunrise 出雲、Sunrise 瀨戶，確實因提供臥鋪或「ノビノビ座席」等可平躺休息空間，會在車廂標示或廣播中提醒「請保持安靜」。但那是服務型觀點，而非制度性約制。而在新幹線上，廣播僅以柔性提醒：「Please set your mobile phone to silent mode and refrain from talking on the phone.」沒有「禁止」、沒有「罰則」，只有一句禮貌的「お願い（拜託、請）」——這不是軟弱，而是一種「文化」的修辭。
日本的「安靜」是一種文化自律與約定成俗，台灣所期待的「寧靜」卻透過制度命令來試圖達成。前者建立在集體意志，後者建立在上對下的命令。這也說明，為何同樣追求安靜，日本不需要標語，而台灣卻必須到處張貼警示，甚至還要廣發小卡乃至於乖乖，在軍隊中的「小卡制度」發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
動刀：制度的「醫錯部位」
台灣的問題不在缺規定，而在缺文化教育。台灣高鐵的寧靜政策，是典型的「制度先行、文化缺席」，我們試圖用制度解決文化問題，於是看似期待解決，其實只是短期止痛藥，解決的是症狀，而不是疾病。
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該「讓誰閉嘴」，而在於讓社會理解「共享空間的倫理」：什麼是干擾？什麼是包容？什麼是必要的聲音？沒有這樣的教育，再嚴的制度也只會產生新的衝突。當我們用「靜音」掩蓋噪音，我們只是把問題，藏進沉默裡。
高鐵推動全車靜音的初衷或許是善意的，但當制度壓過文化、規範取代共感，這份「安靜」反而變成另一種噪音。它揭露出台灣的集體焦慮：我們渴望秩序，卻仍不懂如何在多樣聲音中共存。
真正的文明，不是讓所有人閉嘴，而是能在不同聲音之間找到共鳴。當安靜成為命令，它就不再是美德；當制度走得太快，文化就被迫沉默。如果「寧靜」必須建立在他人的不自在之上，那它終究不是文明，只是另一種噪音。安靜，不該是社會的口令，而應是文化的溫度。
